大陆的轨迹

版权声明：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
http://qinliwen.blogbus.com/logs/4876334.html

柳州高中100岁了，但在我心里，它只有17岁。

1990年，我15岁，在柳州市第二中学的一张布告上看到自己被柳高录取的消息。当时布告栏前挤满了骚动不安的人群，那时候，你经常可以看到骚动不安的人群。人们好像从一场集体大梦中醒来，惶然不安地各自到处搜寻希望，然而依然保持了集体行动的习惯。我的希望就在那张红色的粗糙大布告纸上（也许我记错了，也许是一张大白纸），对我被岁月和时代蹉跎的父母来说，也是他们的最大希望。

一个出生在1990年的人，现在已经17岁了。对这个17岁的少年来说，1990年是很遥远的事，遥远到好像一场谎言。但对我来说，那一年却恍如昨日。我记得夏天午后的聒噪蝉鸣和灼人皮肤的阳光，前所未有的轻松——知道自己再也不用忍受家长“学习不好以后上街讨饭”的威胁（天知道那些夸张的威胁怎么会对我造成那么真实的压力，我经常想象自己在街头冻得发抖，谁也不给我一分钱）……还有，我第一次产生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通常会有的幻觉：世界对我无限敞开，它是我的。

那时，漫长的两伊刚刚爆发；李奥纳多·伯恩斯坦指挥了他最后一场音乐会；东西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协议，开始结束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被两种对立制度分割的短暂历史；爱尔兰共和军依然活跃，策划暗杀和爆炸（当时世界各国还没有对“国际恐怖主义”这个词如此敏感）；将前苏联制度引向解体的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；张艺谋还在拍摄真正值得尊敬的电影，比如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和《菊豆》；在5000年历史上，中国普通农民第一次得到比城市市民更富裕的生活……那么多塑造今日世界的大事在发生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它们好像只是戏剧舞台上的表演。不同的是，柳高使我隐隐意识到，自己正在接近这个舞台，越来越近，只待最后一下迅猛的跳跃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在开满风信子和水仙的法兰克福闲待。恰巧前天躺在床上，想起柳高的旧女生宿舍楼，春天的时候楼前的花圃里开满了蝴蝶花和雏菊。蝴蝶花像蛋黄色的脸谱，用深紫色描出大眼睛，雏菊厚实得像硬币。老榕树变成脆弱的嫩绿，让人心疼，两排羊蹄甲树也是，夹杂零碎的紫红，泡桐花是温柔惨淡的浅紫，远处池塘边的象牙红花朵坚硬艳丽，被雨浸湿的枝条加深了黑色，很像吴冠中的油画。春天的柳高总是笼罩在雨雾里，那些忧伤的雨雾引诱我偷偷写了两大本糟糕的诗。

我发现，我忘掉了楼下那个可怕的老蹲坑厕所到底有没有隔板——反正门是肯定没有的。我还忘记了食堂旁边热水洗澡房的样子，到底有没有喷头，还是我们用桶拎热水进去蹲着洗？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我还记得坐在足球场旁边的长石条上吃饭，一个飞球从后面砸过来，把我的脑袋砸到饭碗里；还有一次在那里，发现了自己饭盒里一条跟菜花同色的青虫（我记得自己挑掉青虫，继续吃饭）。食堂里冬天早晨弥漫的蒸汽让人如堕盘丝洞，只闻嗡嗡的回音而不见人影。男生们，天啊，他们正处于尴尬的青春期，对他们抱有任何情感上的期待都为时过早。记忆总是拿我们开玩笑，有时你会忘掉每天重复的事情，而记得最短暂而偶然的瞬间。我关于柳高的所有记忆，都带着一点诙谐，这证明我在那里的日子过得很不赖。那时我们非常单纯乐观，因为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。

那真像是一个世外桃源，忘在楼下石桌上的钱包不会被人拿走，腐败闻所未闻，社会差距很小，作为“柳州市最优秀的学生”，我们得到最大限度的爱护，校方为了“二两米粉比一两米粉多不够一倍的”问题还专门召集学生代表开“听证会”。我们虽然住在12个人一间的小宿舍里，跟大皮箱挤一床睡，夏季忍受着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扇的条件，冬天在冷水里手洗衣服，满手冻疮，但是室友之间的关怀鼓励始终温暖如春，颇似80年代流行的日本电视剧《排球女将》里的那种理想主义联盟。大家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好攀比的，除了学习成绩。但是竞争虽然激烈，却没有人会觉得帮助别人是对自己的威胁或者损害——这个习惯我保持至今，只要有人向我寻求工作上的指导，我总会尽其所能，感谢当年跟寝室姐妹们相濡以沫、互相吹捧的那些年月。

我一共经历了三个班主任，每个人都带给我不同的影响。第一个是化学老师黄伯昌，他在我印象里总是有点马大哈。但是他的大嗓门总是能成功地在夏日午后把昏昏欲睡的同学们（包括楼上楼下其他班的同学们）唤醒：“来啦来啦来啦——”他的右手向胸前用力一揽，好像不是在解答化学难题，而是要叫卖最了不起的奇迹。他讲课时似乎有永不熄灭的热情，但是由于我愚蠢的固执，他的热情没有把我留在理科班。高二，我选择了当时有点受歧视的文科班，让我父亲颇为失望。

第二个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赵柳莉，她有一种旧式舞台演员的优雅，腰身永远笔直，眼睛非常传神。是她把文科班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真正乐园（当时在柳州这个小城市里，爱好文学还是有点难以启齿的）。我最记得的是她在教室后面放的一个小书架，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《世界文学》，沉迷于加西亚·马尔克斯和杜拉斯的短篇小说。在她有煽动性的文学熏陶下，我和好友有段时间每天中午不睡觉，跑到教室里凭一个小英文字典试图翻译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以至于左手大拇指正中长了个茧。这项拙劣的努力半途而废，因为后来功课实在太重了。赵老师的家还是我初试厨艺的地方，我和另一个女生在她赴美探亲时替她看家，想尝试一下炒青菜，结果把她台子上的蜜糖当成了油——那道菜，虽然得到了该女生最善意的鼓励，我还是没勇气把它吃下去。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赵老师这个笑话。

第三个班主任是面如其人的严峻老师，她教我们数学和气功，虽然我们后来都发现自己的气功天赋甚低，但是我的数学却成了得分最高的科目。很多同学都害怕她的直爽性格（有时她会暴骂那些不听话的学生，很少有人意识到，其实她的声音比言词的威胁更大），但正是她的这个直率性格扭转了我的人生：在高考之前，我因为畏惧高考而报名保送广西师大，她得知消息，跑到教室里大发脾气，奇怪的是，我当时并不在场，我可怜的同班同学们代我承受了那场大雷雨。他们后来告诉我，严老师说，如果我去上广西师大，那么其余的同学都得去卖螺蛳粉（又是一个类似于讨饭的威胁，虽然螺蛳粉是我们永恒的爱）。她对我的期待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非常感动，也为造就了这场雷雨而愧疚——平白无故让他们遭受卖螺蛳粉的威胁，幸亏同学们没多说啥。我撤回了保送申请。后来，当我高考入榜的时候，严峻老师和我一样高兴，她第一次笑嘻嘻地拍我的肩膀，好像雅典娜战神忽然变成了隔壁姨妈。

还有充满幽默感的数学老师鲁友祥和一个我忘了名字的男历史老师（孙健？），还有一个被男女生共同崇拜的漂亮历史老师苏敏，还有仙风道骨、永远不会生气、懊恼、沮丧或者抱怨的数学老师方家直——我记得他微笑着问我们：“东西再轻也是有重量的，信纸很轻，但是你见过重量为零的信纸吗？”那真是一个诗意的问题，让我浮想联翩了一下午。当然，还有内心永葆青春的英语老师朱明星，他的英语课非常活跃，充满激情，即便在他饱受关节炎折磨、不得不坐着讲课时也是如此。所有这些老师教给我的东西都超越了课本，变成我内在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。因为这段教育，我的想象力得到了释放，道德感却得到增强，我因此不会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人，因为他们还教给我对自己和工作的坚定责任感——在这一点上，我后来那些饱经世故、半心半意的大学老师反而相形逊色。

《说吧，记忆》是我喜爱的作家纳博科夫的回忆录，我无法忘记这个动人而准确的标题。记忆确实自说自话，当它说话的时候，你经常感到惊讶，重新发现人生的线索。

我对历史学的真诚兴趣是从柳高开始的，一个在成年过程中被赋予足够自尊的人似乎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。历史从枯燥的事实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人物和故事，我和好友周莹（她曾经和我偷偷在宿舍里用攒钱买来的量杯调鸡尾酒，喝得半醉，上课时冲出教室吐在楼梯上。她现在是人民医院的医生了）尝试各写了一部浪漫的中篇历史小说，背景设在二战时期的英国。她的主人公是个充满野性的女孩子，像《小妇人》里的乔，不过更漂亮；我的主人公是个有抑郁症倾向的苍白女孩，有点像《简·爱》，不过两个人都很坚强，都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战争。这段可笑的经历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后来在《经济观察报》会在2003年中东和谈、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时激动不已，两次请缨前往以色列做报道，试图在战区隔离墙的两边探寻战争的真相。我发现，和我们少女时代的想象相比，成人世界里的权力游戏并不更为高明。当一个除了写作一无所长的人有参与历史的隐秘激情时，再没有比新闻更合适的渠道了。

当然，在非应试教育方面，柳高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。它应该更有历史感，应该更加放开眼界，启发学生们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有创造性的设计。除了高考状元之外，它还应该记录更多毕业之后有所建树的校友，建造一个更丰富、更值得骄傲的传统（想想培育了徐志摩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柔石和潘天寿的杭州高级中学，和培育了英国上层社会的伊顿公学）——毕竟，高考虽然重要，它只是人生一个短暂的阶段，是为了更重要的目标存在的考验。如果一切都为了高考而设计，难免会使年轻人在通过高考之后失去方向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很快发现，每个省会培育的精英各有不同，与来自华东省份的精英相比，来自广西的精英往往在文化内涵和气度上略逊一筹，在后来的人生设计上也更为保守，要改变这一点，柳高责无旁贷。对一个高校而言，教育出更多思维敏捷、有创造力、有独立思考能力、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中坚力量，比制造出更多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的考试能手要更值得骄傲……

嘘——记忆说得太多，听者可能已经感到厌倦。但是请不要着急，尾声将近。我现在听到的是1993年柳高85周年校庆时大喇叭里高昂的曲子，我记得我们班里让全校男生垂涎的“四大金花”穿着浆过的耀眼白裙、肩上斜挂着红色饰带迎接老校友，我的一个叔叔从湛江赶回来参加庆典，40岁左右的脸上有点羞怯和慌张，他有点尴尬，匆匆摆脱我，冲进老同学聚集的教室。我们的午餐盒饭里有一个巨大的美味炸鸡腿，我们到处乱逛，沉浸在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快乐里，快要毕业了，我们即将成人，那棵大榕树下的合影将是我们飞向世界各地之前的最后停聚。明天会怎样？它当然应该充满许诺和欢乐，即便是痛苦也受到欢迎，因为我们渴望饱尝人生之杯里的各种滋味，当然，我们很快会因此遭到一些教训。

高考终于来了。那让人上不来气的三天，我忘得差不多了。只记得赵柳莉老师有一天带来几颗西洋参糖，我不爱吃西洋参，但是老师盛情难却，随手接下。接下来的数学考试，我紧张得直反胃，绝望之下把糖塞进嘴里，西洋参陌生的味道奇怪地让我安静了下来。每夜窗外大雨，柳江水漫上河堤。每天有10块钱伙食费（高一时我每周只有15块钱伙食费）！午饭在五星路吃快餐，饭里的石子硌掉一小块牙。同去的室友考得不好，趴在寝室凹凸不平的桌子上哭，我走过去抱住她的肩膀。

又是夏季震耳欲聋的蝉鸣，我骑着自行车慢慢经过挂在校外墙上的红布大横幅。“热烈庆祝……”我高一的同班同学陈曦考了全区理科状元（我记得高一时坐在他前面，觉得他像个不可理喻的外星人）。我没有成为全区文科状元，只是全市第一，但是学校依然把我的名字放在横幅上，在他的名字后面。我感觉有点像藏在巨人耳朵里过河的小人，借助巨人到了河对岸，跳出来大喊大叫。但是谁在乎呢？一切都过去了，还有更重要、更重要的也要过去……

17年之后，在法兰克福纯净醉人、与我无关的春色里，我暂时躲避了繁忙而激动人心的工作，同时被两种愿望折磨着：希望重回柳高，重温那些将我塑造成人的温暖充实的岁月；我又害怕回到那里，看到一切都被改变。也许我记忆中的柳高已经不复存在，我害怕新的校园会将我记忆中的老世外桃源彻底摧毁——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不善于保存过去的时代，但是也许我过于担忧了。高中时代的美好，在于它许诺无限的变化和未来。也许柳高依然会让我惊喜，它的热情、纯洁和希望常在。也许我应该回去，随便敲开一间女生宿舍的门，坐在床沿上跟那些双颊饱满、眼睛闪亮的小姑娘们说：“是的，没错，追随你的梦想往前跑吧，生活的回报美好之极。”